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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代台灣農民運動領導者 簡吉

簡吉,西元1903年出生於南台灣鳳山的農村,那一年是日本統治台灣的第八年。他的父親是一個平凡的農夫,和當時大多數台灣人一樣以農為生,農忙時期家裡頭大小都要下田耕作,簡吉年幼的弟弟便因家中缺人手,公學校四年級時便退學下田耕作,甚至多年後簡吉的長子簡敬六歲時便要下田耕作。所以簡吉曾感慨地說:「我們家的春天,是不暇賞花、嬉戲鳥蝶的春天,而是需要勞動的春天」。

簡吉幼年與青年時期家中的情況並不特殊,這正是當時台灣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寫照。這是由於在日本統治下,在大規模的土地調查後,奪取大量民間土地為國有地,因此在原本土地上耕作的農民頓時成了佃農,必須定期繳納租稅。而且不論是種稻或種甘蔗,收成後日本政府與財團又以種種方式壓低收購價格。又要農民的土地,又要農民繳稅,向農民購買農產品時又千方百計以低價收購,因此當時台灣有句俗諺是這樣說的:「第一戇,種甘蔗乎會社磅」,傳神地道出當時農民辛酸的農村記憶。

出身農村的簡吉,靠著他的努力,在青年時期考上了台南師範學校,成了他們家中第一位受到日本正規教育的知識份子,在西元1921年自師範學校畢業後,先後在鳳山及高雄第三公學校擔任教員。在日據時代時,一個台灣人能當上公學校的教員,收入與社會地位都是非常不錯的,但是在簡吉教書後卻又再次體會到台灣農村子弟生活的困苦。他發現他的許多學生下課後要回家幫忙下田耕種,白天時也因幫助家中農事而時常翹課,不然便是上課時猛打瞌睡,學習效果大打折扣。簡吉眼見許多替會社耕作的佃農,一整天辛苦勞動的報酬也常不能維持家庭的生活,他自覺自己身為教員,每月收入豐渥,卻好像是「領月俸的盜賊」。

長期以來台灣農民備受日本政府與會社的欺壓,面對不公平的矛盾體制,普遍存在農民心中的不滿與憤怒苦無出口,但只這是隱而未顯罷了。西元1924年四月發生的「二林蔗農爭議事件」,是第一次農民發起的團體抗爭事件,這次的事件成了農民運動的催化因素,催化了農民心中的苦情,使得1925年後台灣農民運動風起雲湧,也催化了簡吉長久以來內心的困惑,使得簡吉的後半生投入農民運動,無怨無悔。

1924年四月發生的「二林事件」,導因於當地蔗農長期被迫接受低於其他地區的甘蔗收購價格,在長期不滿下,五百多名蔗農決定集體行動,派代表與會社談判,要求提高甘蔗收購價格,並且蔗農能夠參與甘蔗價格決定。但會社毫無回應,因此蔗農們進一步組成「二林蔗農組合」團體,繼續抗爭。同一年的十月,會社在日本警方的保護下,非但不理會蔗農們提出的要求,反而想要強行收割甘蔗時,使得蔗農群情激憤,造成警民間暴力衝突。事後有九十三名蔗農遭到警方起訴,二十五人被判有罪。這一次的二林蔗農事件,吹響農民運動的號角,讓全台各地的農民認識到團結真有力,有的以不耕作蔗田來做為消極的不合作抵抗,有的則是積極地組織農民進行抗爭,例如1925年簡吉與黃石順成立的「鳳山農民組合」。

在二林事件後,日本政府的一項土地政策又引起多次台灣農民的反抗事件。日本政府在一九二四年一次人事精簡政策後,為了安撫退休官員,因此在1925年開始將3000多甲所謂的「國有地」放領給370名退休官員,平均每個退休官員可得到6到14甲不等的土地。但當時台灣普遍農民每人耕作的土地往往不到1甲啊!

而1925年簡吉的故鄉鳳山也面臨被私人會社欲收回土地的情況,以農為生的農民若沒有農田可耕作,事關許多佃農的生死,承租該筆土地的佃農們集體力爭,才迫使會社暫緩收回土地。而在爭議期間,蔗農代表曾請教擔任教員的簡吉共商對策,因此在事件後鳳山佃農欲成立「鳳山農民組合」時,具社會地位的簡吉便被推舉為組合長,而這也是簡吉辭去教職,正式介入台灣農民運動的開端。

鳳山農民組合的成功抗爭經驗,激勵了全台各地的農民,簡吉也隨著各地農民爭議的發生而四處奔走,援助各地佃農進行抗爭,並陸續在各地協助成立農民組合。簡吉在當時的農民心中,具有相當高的地位,在簡吉協助成立的大甲農民組合的過程中,每當簡吉到來時,附近的農民都爭相走告說:「簡仔來了!」簡吉總是隨身攜帶一個裝得滿滿的公事包,然後拿出裡頭各種資料及書籍,詳細告訴當地的農民和年輕人他在鳳山的抗爭經驗及如何與製糖會社對抗的情形。總是讓處於農村缺乏資訊的農民們聽的興味盎然而不肯離去。

之後在1926年,簡吉與夥伴為結合全島農民,進一步成立全島性的農民團體─「台灣農民組合」。在台灣農民組合的領導下,全島農民抗爭活動更顯活潑,他們除了抗爭現場的經驗協助外,也多次下鄉演講。當時台灣農組辦的演講會,只要有簡吉,聽眾一定特別踴躍。簡吉在演講時常用流利淺白的台語演說,聲音宏亮且富有感情。雖然日本當局每場演講必派警察來監聽,但他總是以一口流利的台語,挖苦日本的殖民政策,略懂台語的日本警察常聽不懂他的弦外之音,使得平日受盡了日本警察欺凌的農民常因此大聲叫好。

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後,1926年到1928年底,短短三年間,一共成立了二十七個支部,會員人數最多曾多達兩萬四千餘人。由此可見台灣農民組合組織運作的能力。而且,台灣農民組合除了組織運動嚴密、抗爭經驗豐富、領導群人才濟濟外,還具有國際視野,1927年間,簡吉與台灣農民組合另一位領導人趙港前往日本,向日本議會請願,要求廢除日本退休官員放領台灣土地的法令,雖然請願沒有結果,但簡吉與趙港兩人也因此結識了日本農民組合、勞動農民黨等左翼團體中的人物。因此也從日本帶回來新的抗爭經驗與新穎的左傾思潮與理論。

原先對於台灣農民組合採取溫和干預的日本政府,由於台灣農民組合日趨左傾,1928年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的全島代表大會上,正式公開支持台灣共產黨。由原先經濟上的反抗結合政治上的反抗,反對台灣總督在台的殖民統治政策。日本政府無法容忍台灣農組這種革命的態度,因而在1929年2月12日大年初三的這一天清晨六點全面突擊台灣農組,搜索農組本部、支部和幹部的住宅共五百多處,想找出任何與共產黨有關的文章,收押證據兩千多件、逮補數千人之多。使得當時勢力漸增的台灣農民組合受到巨大的打擊。而簡吉也因此入獄一年多,在簡吉的獄中日記裡寫道:「我不認為這次的受刑是何等的罪惡,違法的行為不一定是罪惡的行為或不道德的行為。」而且「監獄當局不從研究社會問題中去了解犯罪的形成而以非人的態度對待受刑人,仍帶有濃厚的報復主義。」從這些日記中可看出他對農民運動堅強的信念。他並且認為「官憲認為壓抑我們的運動,我們就會改變,這是錯誤的」,果然,在一年多出獄後簡吉立刻又投入重建農民組合的工作。

但是出獄不久後,日本政府再次大規模鎮壓反對運動,台灣共產黨、台灣農民組合和文化協會等團體領導人都是主要鎮壓對象,簡吉也在這次的鎮壓活動中被逮捕,並被判刑十年。而簡吉入獄後的十年間,日本大力鎮壓島內所有反對運動,因此台灣農民組合也因此瓦解。

1942年,服完十年刑期的簡吉出獄。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回歸中國大陸,簡吉在台灣光復後又開始積極關心農民問題,並先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及「桃園水利會」幹事等職位,並批評國民政府的種種政策。最終在二二八事件受波及,在1950年被誘捕,年底即被判處死刑,而在1951年3月7日未通知家屬的情況下槍決身亡。

在一封簡吉寫給他太太陳何的家書中曾這樣寫道:「儘管每個人走的路是多麼的不同,可是要抵達的地方都是墳場。話是這麼說,實際上我的生命也到了此。」但簡吉的一生的確是如此不同,為台灣農民奮鬥不惜。在一本討論日據時代台灣農民運動的小冊子中,簡吉的長子簡道夫曾這樣問道:「試問您一生既非為財,也不為官,如此拖磨未免太吃虧。若時光之河重新流過,到了您著手了解學生生活困苦時,明知再走下去的演變會這麼難,您會做當時的選擇嗎?」這個提問,或許點出了日據時代台灣農民的困苦生活與農民運動的激昂,以及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家屬的恐懼與悲傷的歷史記憶。

認識簡吉的一生,也再一次認識台灣,我們生於斯長於斯這片土地的歷史,有20年代農民運動的激昂,也有50年代白色恐怖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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